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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抗日英模纪略选录
发布时间:2016年09月18日 作者: 郭新中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除却投身军旅、拿起武器与敌人英勇奋战的将士,更有无数仁人志士,在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令人荡气回肠的赞歌。笔者多年从事德州军事史研究,从手中所掌握的大量史料中,选取十名抗日英模纪略,从他们的出生年月来看,当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他们有的已年逾花甲,有的正值年富力强,有的恰逢青春韶华;从他们的人生轨迹看,他们或贫或富,或尊或卑,但无一不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置生死于度外,甚至毁家纾难。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中的那些烈士和英雄模范。

  一、夏津县崔庄小学校长任华一

   

   任华一(1880—1943),原名任子杰,山东省夏津县白马湖镇九营村人。清光绪六年(1880)3月,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读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15岁的任华一考中秀才(文庠生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义。曾任教于夏津县朱泉屯县立第二高小、白马湖镇刘庄小学、临清师范学校等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利用教学之便,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是夏津县早期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者。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国民党临清县党部任职,后被以“共党嫌疑”逮捕。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与中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经中共党组织营救,任华一获释出狱,回到家乡九营村,继续以教书为业。此间,他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从事抗日宣传、发动等工作。他组织了夏津农救会,任会长,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组织成立了工会,开展增加长工工资、减低租金等一系列斗争;组织了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吸引一批爱国进步青年投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利用教员身份,向运(河)西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爱国有志青年。中共夏津县委书记陈剑曾致函运(河)西中共党组织,凡任华一介绍的人,不必怀疑。

   民国三十一年(1942)5月,任华一任崔庄小学校长。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经中共夏津县委书记陈剑介绍,任华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断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揭露日伪、汉奸的罪行,遭到伪夏津县政府的仇视,将其逮捕,囚禁于伪夏津县政府监狱。在日伪监狱中,任华一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置生死于度外,丝毫未泄露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均未使任华一屈服,日伪就采用饿饭的卑劣方法,逼其就范。任华一的妻子罗氏,靠四处乞讨为他送饭。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设法接济,但营救未果。

   民国三十二年(1943)秋,任华一的妻子罗氏被日伪秘密杀害,任华一不幸饿死在狱中,时年63岁。八路军冀南军区追认任华一为革命烈士。

  二、“槐荫医庐”医生季麟台

   

   季麟台(1881—1958),字凌云,山东省德平县碱李乡沈家村(今临邑县德平镇沈家村)人。清光绪七年(1881)生。少时家贫,刚成年即闯关东谋生,在黑龙江省木兰县一位大粮户家中教书。因其才识过人,知识渊博,被聘为木兰县教育局局长。不久,被选为黑龙江省参议员。其间,自学默研中医医书。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妥协退让,季麟台对民族危亡忧心如焚。在自感抗日无路、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季麟台由木兰县返回家乡德平县,在德平县城开设“青云堂”药铺从医。其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在德平县一带有很高的名望。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冬再次侵占临邑县城,并将德平纳入其法西斯统治范围。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30日(农历一九三八年腊月十一),侵华日军千余人,在常谷川率领下正式侵占德平城,季麟台只得将其药铺转移至本村,更名为“槐荫医庐”。他一边行医,一边寻机开展力所能及的抗日救国活动。

   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底的一天,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一位侦察员住其家中,以师徒关系,随季麟台到德平城内为伪军队长看病,借以侦察敌情。是年2月1日(农历一九三八年腊月十三),由杨忠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部队与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山东独立保安第五旅(简称“曹五旅”),趁日军立足未稳,联合发起奇袭德平城的战斗。季麟台选择自己家中最好的树木为八路军挺纵部队制作云梯,将“槐荫医庐”作为八路军的战地医院。季麟台对每位八路军伤员,都亲自检查、包扎、治疗。八路军挺纵部队极度缺乏西药,季麟台便以采买中药为名,冒着极大的危险,买通日伪军关卡,从济南购买到大批药物为八路军挺纵部队解决燃眉之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季麟台被选为德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受聘在山东中医学院主讲《伤寒论》。

   1958年秋,季麟台在回乡养病时逝世,享年77岁。

   

  三、革命母亲刘相会

   

   刘相会(1891—1974),女,又写作刘香惠,即常大娘。山东省乐陵县三间堂乡刘玉亭村(今山东省乐陵市朱集镇刘玉亭村)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9岁时到大常村做了常培仁的童养媳。常培仁是家里的独子、聋哑人,这使得刘相会从小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长年劳作,体格健壮。虽不识字,却十分明事理、有主见。(照片105)

   民国二十七年(1938)9月底后,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刘相会的几个儿女参加了青救会等抗日救国组织。其时,刘相会47岁,已是 6个孩子的母亲。她亲眼看到八路军部队打日本鬼子那么勇敢坚强,而对老百姓那么爱护,打心眼里敬慕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八路军部队来到村里,她带领全家为指战员们腾房、安铺、烧水、做饭、缝衣,为伤病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问寒问暖,成为八路军指战员的“革命母亲”。八路军指战员亲切地喊她“娘”或常大娘,常大娘的名字很快在抗日队伍中传开。

   在抗日斗争最为艰险的时期,刘相会以抗日救国的坚强信念,与丈夫常培仁先后挖了100多米长的地道和4个地洞,后又与区委派来的人员一起挖好最后一个大地洞,作为冀鲁边区各级党政军群干部进行秘密抗日活动和躲藏避险的场所。刘相会带领全家人昼夜轮流站岗放哨,先后掩护60多位各级抗日干部脱险,这些干部在建国后大都担任了党政军群各级领导职务。刘相会曾多次被日伪军和汉奸抓捕,惨遭酷刑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刘相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关心八路军指战员,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她家住过多少中共抗日干部、八路军指战员,掩护照顾过多少抗日干部、指战员、伤病员脱险,没有人能说得清,只有军民鱼水、母子连心的动人事迹广为传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表彰刘相会对抗日斗争做出的巨大贡献,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中共渤海区一地委授予刘相会“向在八年抗战中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妈妈常大娘致敬”锦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东省博物馆载有刘相会的英雄事迹。刘相会多次当选为县人大代表,曾出席山东省优抚代表大会。经常有被掩护过的干部从外地前来看望她,有的还汇款寄物,表达对这位抗日功臣的敬仰之情。肖华将军生前来德州时,曾专程赴乐陵看望她一家。

   1970年,年已79岁高龄的刘相会卧病在床,地、县领导来看望他,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郑重地提出,唯一要求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0月,刘相会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1974年11月,刘相会病逝,享年83岁。

  四、武城县抗日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戚夯

   

   戚夯(1893—1948),原名戚伯黎,字牗民。山东省武城县杨庄乡戚庄村(今武城县老城镇戚庄村)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10月出生,自幼读书。曾就读于私塾、武城高等小学堂、临清中学。中学未及毕业,考入山东法政大学,后因学费难以供应而辍学,在武城县饮马庄小学任教员。民国七年(1918),任武城县“地方自治筹备会”主任。民国十三年(1924),任武城县财政保管处科长。民国十九年(1930),任武城县财政局局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调平原县任财政科科长。同年,又调济宁县任财政科科长。其间,因不与大肆贪污公款者同流合污,遭陷害被捕入狱。出狱后,隐居故里,深居简出,专心读书写作。曾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赤、丁玲、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大量作品及进步刊物。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县长弃城南逃。戚夯以强烈的爱国之心,毅然走出书斋,协助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委派的武城县长徐占奎(徐占魁)组织临时县政府,任行政科科长。日军侵占武城后,戚夯在其子戚烽的影响下,毅然接受了中共领导,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8月,戚烽等人筹建了武城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戚庄抗日游击小组,后发展为武城抗日游击队。民国二十八年(1939)11月,武城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武城县独立营,隶属于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戚夯任营长,王新任教导员,其子戚烽任基干连指导员。

   戚夯的抗日行动,使日伪又恨又怕。他们先以高官厚禄利诱,戚夯嗤之以鼻;日伪又将其女儿、儿媳关进监狱,并通过戚夯的故友、已经投敌的伪区长致书劝降,戚夯的抗日决心丝毫未动摇。他在回信中写道:“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父子爱举义旗,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我之亲属身陷囹圄,任凭敌人处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尚望你早日弃暗投明,免致后人唾骂。”民国二十九年(1940),经王新、刘远光介绍,戚夯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年后,戚夯的亲属经中共党组织多方营救脱险。为免除后顾之忧,他放弃财产、土地,带领全家赴运(河)西抗日根据地。因其小女儿只有3个月,行军、工作很不方便,他忍痛将其当作孤儿寄养到天主教堂。其妻子徐竹筠舍不得,他开导说:“你应相信革命斗争一定会胜利的,等打垮了鬼子,再把孩子接回来。”然而,他们从此就再未见到这个孩子。在戚夯的影响和带动下,他全家10余名亲属先后参加了抗日斗争和革命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1940)5月,武城县抗日政府成立,戚夯任县政府民政科科长。民国三十年(1941)8月,武城县抗日政府县长赵炳图调太行学习,戚夯任代县长兼民政科科长。民国三十一年(1942)12月,他的独子、武城县大队副政委戚烽壮烈牺牲,他以高度的理智控制着自己,将国难家仇化作对日伪的无比愤恨,抗日斗志更加坚定和旺盛,也鼓舞了武城县抗日军民的抗日斗志。

   民国三十二年(1943)夏,戚夯赴太行边区参加整风学习。同年冬,学习结束后调冀南六专署任文教科科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戚夯任武城县抗日政府副县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戚夯调往邯(郸)馆(陶)铁路办事处任会计科科长。

   民国三十七年(1948)4月27日,戚夯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的反动会道门白阳古教武装暴乱中壮烈牺牲,时年55岁。

   

  五、临邑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赵荫宇

   

   赵荫宇(1900—1939),原籍吉林省舒兰县白旗屯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自幼读书,毕业于沈阳大学美术系。曾在吉林省、黑龙江省任教,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来到山东省临邑县孙庵第九高等小学任教。民国二十八年(1939)8月临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荫宇具有炽烈的抗日爱国热情。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吉林省依兰县第五师范学校、黑龙江省阿城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经常在险恶的形势下写标语、画漫画,在县城张贴,宣传抗日救亡。为此,曾被多所学校辞退,后携妻儿流亡到北平。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在其同学孙在恒介绍下,来到山东省临邑县任教。他教学生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组织学生编演抗日文艺节目,到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控诉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被全校师生誉为“东北大侠”。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临邑县第九高小停课,赵荫宇对民族危亡更是忧心如焚。当民国二十七年(1938)八路军来到冀鲁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经赵荫宇写信介绍,先后推荐70多位爱国进步学生奔赴乐陵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学习,为抗日斗争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

   民国二十八年(1939)初,赵荫宇取得当地匪首孙老五的信任,赴“孙团”,以抵外侮、雪国耻匹夫有责的道理,争取孙老五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但孙老五顽固不化,屡拒奉劝,且扬言欲杀害赵荫宇,中共临邑县委及时指示赵荫宇撤出匪巢。

   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间,时任临邑县抗日政府秘书的赵荫宇,为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只身深入宫家伪军据点,做争取伪军头目于新岭的反正工作,被其杀害,时年39岁。

   

  六、齐河县、齐济县、齐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兼县大队大队长李聚五

   

   李聚五(1903—1946),原名李建奎,山东省淄川县口头乡西石门村(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河镇西石门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生。自幼读书。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民国十八年(1929),在平度中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声明与之脱离关系。后到齐河县任教,曾任齐河县乡村师范学校总务主任。民国二十四年(1935),齐河乡师闹学潮时,他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学潮后,对反动当局心灰意冷。同年底,断然弃教,在齐河县福王庄(今属晏城镇)购买土地,从事园艺生产。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家兴亡、民族荣辱使李聚五的爱国之心更加强烈。他毅然卖掉园林、家产筹集经费,购置武器,组织抗日武装,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李聚五取得拒绝韩复榘撤退命令、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的同意,在齐河县南北庄组建起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第十二支队。不久,又与杨汉三、卢志河的队伍联合,队伍很快发展到近百人,卢志河任支队司令,李聚五任参谋长,在齐河、济阳、临邑、禹城、平原、高唐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

   李聚五在一年之内,三次被捕。脱险后抗日信念不变,抗日斗志不减。其中,民国二十七年(1938)5月,李聚五率部在平原县范庄活动时,被张栋臣的“暂编第八师”包围缴械。正巧张八师一大队长邓协臣是他的学生,李聚五获释。是年8月,李聚五在柳官屯一带再次组织抗日武装时,在禹城县田庄被伪区长刘向义所部抓捕。社会名流贾文琅用至亲杨廷佑冒充李聚五,将其救出,杨廷佑却惨遭日军杀害。李聚五脱险后,将悲痛化为抗日的力量,半个月内又组织起100多人的抗日队伍。几次失败后,李聚五认识到,抗日武装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他到聊城找到中共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要求委派中共党员帮助他。张霖之通过范筑先将军,委任中共党员傅亚平到十二支队任司令员。同年底,十二支队在邵庄被日伪军打散,李聚五再次被俘。后经贾文琅周旋,再次脱险。

   李聚五第三次脱险后,辗转奔赴乐陵,受到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的接见,被任命为八路军鲁北支队参谋主任,继续投身武装抗日斗争。在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过程中,李聚五利用他在乡师任教多年的影响,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抗日队伍中,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对抗日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突出贡献。

   民国三十年(1941)夏,中共冀鲁边区二地委决定开辟齐河县津浦铁路以北地区。成立了隶属于冀鲁边区二专署的齐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大队改为齐河县大队,任命李聚五为齐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7月,齐河县抗日民主政府与济阳县办事处合并为齐济县抗日民主政府,李聚五任齐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民国三十三年(1944)1月,齐河、济阳分建抗日民主政府,齐河县成立了齐临县抗日民主政府,李聚五任齐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他分别在三个县率部进行抗日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鲁西北和冀鲁边区二专区抗日斗争做出重大贡献。

   民国三十一年(1942)3月29日,李聚五率部配合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十七团,击毙盘踞济阳县三区搜捕、残害抗日军政人员、袭击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旅长赵芙亭,歼灭了其主力。民国三十四年(1945)3月,李聚五率部配合八路军渤海军区主力一部,一举扫清了齐河县北部所有日伪据点,为收复齐河全县创造了条件。

   李聚五对民众怀有深厚感情。每到一村,他总爱和民众拉家常。有的闺女找婆家、儿子找媳妇,也找他商量。他艰苦朴素,身上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烟酒茶不沾。他关心下属、爱兵如子,每次吃饭总是吃糠菜多的,把好的留给战士;睡觉时把被褥铺到地上,倒下就睡,把床铺让给别人;帮民众劳动,总是累得满头大汗。他是县长、县大队长,但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锋在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齐河、临邑分建,齐河县人民政府成立;在齐河县独立营升编后,重建了县大队,李聚五任齐河县人民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

   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25日,李聚五率部在齐河县桑梓店西北草庙王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光荣牺牲,时年43岁。4月30日,中共齐河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大队举行了隆重的上万人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李聚五烈士。中共渤海区委员会追认李聚五为中共正式党员。

   

  七、宁津县六区妇救会主任周桂芸

   

   周桂芸(1906—1939),女,山东省宁津县大柳镇大柳西街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华民国五年(1916),在大柳西街小学读书,民国九年(1920),因家境贫困而辍学。民国十五年(1926),与张学武村的张富忱结婚。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桂芸的丈夫张富忱由外地返回家乡宁津县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民国二十七年(1938)5月,在宁津县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组建起“中国抗日铁血团”,张富忱任团长,共200人枪,决心武装抗日。是年8月,张富忱率领“中国抗日铁血团”,配合八路军曾国华、李宽和率领的一一五师永兴支队和孙继先、潘寿才率领的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攻克宁津县城,张富忱以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为重,率团接受了八路军改编,“中国抗日铁血团”改编为八路军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张富忱任大队长。其后,他率部转战冀鲁边区和鲁西区、冀鲁豫边区,在与侵华日军和伪军、汉奸的作战中,打了许多胜仗。

   在张富忱投身抗日战场后,周桂芸以抗日救国大业为重,主动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积极支持丈夫张富忱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做出很大牺牲。在丈夫张富忱抗日壮举的影响和带动下,民国二十七年(1938)5月,周桂芸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任宁津县六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主任。她为宣传、动员、组织宁津县六区的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做出重要贡献。

   民国二十八年(1939)5月,周桂芸奉命在王圃屯村(今宁津县相衙镇王圃囤村)开辟工作。因汉奸告密,是年6月1日,周贵芸被日伪军逮捕。伪军当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欲将其押往宁津县城继续审问。周桂芸不堪受辱,宁死不从。伪军恼羞成怒,连发数枪,周桂芸壮烈牺牲,时年33岁。

  八、国民党平原县政府抗日爱国县长马益民

   

   马益民(1907—1938),原名马士弘,字益民。山东省平原县王杲铺乡(今王杲铺镇)马庄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生。自幼读书。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毕业于济南正谊中学。回乡后,创办学校,自编教材,自任教员,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受乡里拥戴。民国二十年(1931),马益民任恩县城里小学校长、“近圣书院”教员、恩县民众教育馆馆员。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马益民旋即组织起一支7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提出“抗日保民”的口号,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不久,“抗日义勇军”与有千人武装的王化三部合并。后被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的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的范筑先部收编,马益民任该部第一纵队第一团特务营营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马益民亲自率领特务营,突袭平原火车站的侵华日军,生俘日军8人,抄收了日本洋行贩卖的毒品,在抗日战争初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民国二十七年(1938)4月,马益民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任命为平原县县长。因平原县城已被日军侵占,他率县政府及其所属武装200余人,驻平原城南张官店村。

   民国二十七年(1938)6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菁玉,派二团参谋贾建国到平原县协助马益民工作。贾建国帮助平原县城南韩庄的爱国青年组织起抗日武装,教育平原县部分爱国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赤心社”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抗日队伍。马益民进一步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意国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马益民在国民党平原县政府驻地召开了民众大会,上台讲演,号召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同时,组织县内爱国知识分子,成立了平原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抗日道理,发动各界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7月,汉奸土匪头子张子成派其部下马福礼带200余人的武装,以接受县长领导、前去会商改编事宜为欺骗手段,趁马益民及县政府毫无准备之机,突入张官店,将马益民捕获,押回县城交给了侵华日军。日军对马益民软硬兼施,严刑拷打,多次劝降、逼降无效,将其移送德州杀害,马益民时年31岁。

   马益民遇难后,国民党政府拨专款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派代表参加。当地民众为其修墓刻碑纪念。碑文是:“唤醒民众热心救国,救亡抗日图存归西。”

   

  九、武城县中共地下交通员刘玉静

   刘玉静(1917—1944),女,武城县武城镇沙窝屯西排人。中华民国六年(1917)出生。民国二十四年(1935),刘玉静与孟庆祯结婚。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刘玉静的丈夫孟庆祯积极组织同学,大力宣传“没有国就没家”的道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孟庆祯在武城县旧城参加了由彭天奇、刘子蔚领导的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为武城县的抗日动员工作做出积极贡献,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孟庆祯带动胞姐孟春玲、胞妹孟桂荣一起参加了动委会工作。是年秋,日军侵占武城县旧城,焚烧了孟庆祯、刘玉静的家,并威胁其亲属,企图动摇孟庆祯抗日斗争的决心。这更加坚定了孟庆祯抗日斗争的意志。他坚定地对妻子刘玉静说:“不打败日寇,我决不回家!”刘玉静在孟庆祯的影响和带动下,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孟庆祯到南宫参加了中共党员训练班。结业后,任武城县大队基干连副政治指导员。民国二十八年(1939),孟庆祯带队在禹城执行任务时,被“扫荡”的日伪军包围。孟庆祯指挥突围,经激战,重创日伪军,孟庆祯却在身负重伤后,惨遭日伪军杀害,年仅22岁。

   刘玉静在丈夫孟庆祯壮烈牺牲后,带着幼小的女儿,与孟庆祯的姐姐孟春玲一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其时,由于日伪严密封锁和连年灾荒,武城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棉籽皮、树皮、草籽等为食,生活极端艰难困苦。但刘玉静毫无怨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组织文艺演出,揭露日伪军和汉奸的罪行,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抗日英雄模范的事迹,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她还担负秘密传递情报等任务。有几次,她把情报藏在女儿的小辫里,通过日伪封锁线,圆满完成任务。

   民国三十一年(1942),中共党组织派刘玉静回家乡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她带着女儿在旧城的婆母家和沙窝屯的娘家,迅速建立起中共地下交通站,为护送抗日党政军群人员、转送中共党组织的文件等做了大量工作。有时她与别人化装成夫妻,顺利完成任务。地下交通站建成后,她还积极发展中共党组织,做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七里庄建立了抗日乡政府。她注重分化瓦解敌人,让自己的亲属打入日伪内部,搜集情报。根据情报,刘玉静设法画出日伪军军火库的地形图,交给宋旭东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炸毁日伪军军火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三十三年(1944)夏,刘玉静不幸被日伪逮捕入狱。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始终严守中共机密。后虽经保释出狱,但因受刑过重,出狱后仅4天就吐血牺牲,时年27岁。

   

  十、冀南《前线报》战地采访员杨超

   

   杨超(1920—1941),女,原名杨桂森,山东省武城县李家户镇辛庄村人。中华民国九年(1920),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是教师,原籍山东省单县,其母亲早年在济南市当教员。她3岁时,其父亲因病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生活艰难。后随其母亲回到武城县,住外祖父家。曾就读于武城县城内女子小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考入济南女子中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杨超被迫失学,回到武城。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投身抗日斗争,参加武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此间,经郭鲁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年秋,参加八路军,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后分配到冀南行署三专署前线报社,从事战地采访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超在前线报社工作期间,郭鲁任冀南行署三专署秘书主任兼报社社长。共同的理想信念使他们相互倾慕,心心相印。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杨超与郭鲁结为伉俪,并同去河北省枣强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民国二十九年(1940)夏,他们又双双调冀南二专署工作。因紧张的战斗形势、艰苦的抗日斗争环境和工作需要,他们夫妻长时间不能见面,女儿也无法照顾,只得将其寄养在枣强县一位农民家中。

   民国三十年(1941),杨超得悉寄养在枣强的女儿已被日伪军察觉,如不另作安排,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中共党组织同意杨超去枣强接回女儿。此时,杨超即将生育第二个孩子,想找个较安全的地方,便于请人照料。于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到枣强接出了有病的女儿郭瑛。当杨超回到冀南行署活动的地方,正巧离其家乡武城较近了,家乡有人来看望她,说家中尚安全。她便请假回家探亲。不料,杨超回家不久,就被武城县日伪军发现。日伪军逮捕了她的全家,除郭瑛外,均惨遭杀害。杨超遇难时,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痛斥日伪军和汉奸,英勇就义,年仅21岁。

   杨超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她生前写下的誓言。民国二十七年(1938),杨超曾写给战友张宏这样一首诗:“我们是中华优秀的儿女,远离了亲人努力奋斗。当祖国危难的时候,我们只有前进绝不退后。坚决走抗日救国的路,勇敢杀敌争取自由。长征的路多坎坷,不夺得胜利不罢休!”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夏津县、临邑县、齐河县、平原县、宁津县、武城县、乐陵市人民武装部、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有关抗日斗争史料,1995.

  传龙主编、郭新中执行主编:《永志不忘——德州军民抗日斗争纪实》,第一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新中著:《德州抗日斗争》(德州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第一版,北京:线装书局,2010.

  新中著:《德州抗日英模纪略》(德州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第三辑),北京:线装书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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