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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烟中的许家村
发布时间:2016年09月23日 作者:刘勇
   抗战时期的冀鲁边区,主要范围包括当时隶属山东的德平、乐陵、阳信、商河、无棣、惠民、沾化、临邑、济阳等县,以及当时隶属河北的盐山、东光、南皮、吴桥、新海(今黄骅)、宁津、庆云、沧县等县。因紧邻京津地区,地处抗日前沿,是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发动最早的地区。

   乐陵市黄夹镇的许家村,位于乐陵城西北30余华里,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期间,曾是中国共产党乐陵县委、乐陵中心县委、津南特委、鲁北特委、冀鲁边工委的所在地,被称作乐陵县的“小莫斯科”。令许家村人最为自豪的是,在长达十余年艰难岁月里,共产党冀鲁边区军政各级领导干部在许家村或频繁活动,或长期隐蔽,都没有出过任何安全问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能睡安稳觉”的地方。

   许家村是我的祖籍,我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述当年的故事,每次听到,都有无限的自豪感。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长辈们大都离开了我们,当年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渐渐变得模糊。2015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为紧急抢救许家村的抗战史料,从3月底开始,在德州市政协文史委的积极支持下,开始了我酝酿多年的采访之旅。3个多月的时间,共采访10余位抗战的亲历者和抗战烈士、老党员的后代。虽然时间仓促,采访的范围还是不够大,遗漏和遗憾很多,也有很多事情不能最终证实,但毕竟记录了一些现在60多岁到90多岁的人的亲历、亲闻的事迹,现记录于此,以作备忘和参考。


   一、冀鲁边共产党领导人活跃在许家村

   当时,共产党冀鲁边区的很多军政领导干部在许家村长期隐蔽和召开重要会议,以及路过、养伤、养病等,如于文彬、杜步舟、周凯东、张博(即张岫石,庆云县人,曾任三地委副书记,1943年初,在庆云县三汾水反扫荡中牺牲)、马德(河北盐山人,乐陵县委书记),还有高希圣(时任乐陵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南下任浙江省建德地委书记)、晨光(即都振刚,时任乐陵县委副书记,庆云人)、王欣(时任乐陵县青救会主任、黄夹区委书记,后任山东省物资厅厅长)都在许家村长期战斗和生活过。但是,要说在许家村战斗过的冀鲁边区的领导人,必须从杜步舟说起。

  杜步舟(1909—1994),乐陵杜寺村人,完小毕业后就在黄夹镇后周村、许家村当小学教员。为人正直,遇事敢言,社会结交甚广,又通文墨,常帮人写状子,为普通百姓打赢了不少官司,在百姓中有声望。(刘照片1)

   杜步舟的为人处事,引起了当地早期共产党人的注意。1933年3月,在他的老朋友、津南特委特派员贾振声家,由中共津南特委代理书记老苏和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马振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新的共产党乐陵县委组建,杜步舟任书记。其后,杜步舟发展了周青、刘文同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以周青、刘文同为书记的后周村和许家村两个党支部。1933年到1937年,杜步舟的掩护职业就是许家村小学教员,许家村小学成了津南特委和各县委的联络站。党的负责人经常在这里研究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

   1935年8月,中共津南特委决定,将中共乐陵县委改为中心县委,管辖乐陵、商河、惠民、无棣、阳信五县,杜步舟任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原属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津南特委,划归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山东省委决定将原属津南的各县,加上乐陵中心县委所辖的乐陵、无棣、商河、惠民和阳信五县,组成鲁北特委。于文彬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邸玉栋为特派员,杜步舟、王俊峰为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北方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山东省委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部署各地党组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中共乐陵中心县委接到上级指示,积极发动群众,筹集枪支,组织革命武装。山东省委派来的红军军事干部周凯东和新来的鲁北特委书记于文彬刚到冀鲁边区,杜步舟将他二人分别隐藏在许家村的党员刘文同和刘秉文家。

   1937年5月,在许家村小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者有:于文彬、马振华、赵明新、周凯东、邸玉栋、杜步舟、王其元(宁津县委交通员,1950年德州地委常委,后调上海),宣布成立中共冀鲁边工委,于文彬任工委书记,杜步舟任工委团委书记兼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周凯东任乐陵中心县委军事委员,协助杜步舟拉队伍、组建革命武装。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晚上,拉开了冀鲁边武装斗争的序幕。7月13日,中共冀鲁边工委与乐陵中心县委在乐陵县许家村小学开会,研究“七·七事变”以后的形势及武装起义等问题。

   杜步舟、周凯东主要依靠许家村、后周村两个党支部,很快拉起了100多人的队伍。为解决武器严重不足的问题,杜步舟找来了许家村的铁匠老周,问他能不能打造土枪、大刀,得到了老周师傅积极的响应,并帮助找来了后周村的铁匠老张师傅一起干。杜步舟通过发动党员交党费和民间“请会”等办法筹集了400多元钱,买来了铁,周、张二位师傅带着七八个徒弟,在许家村支起两盘铁匠炉,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特别是夜里,炉火映红了半边天。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制了50支土枪、50把大刀。

   8月13日,杜步舟、周凯东在黄夹镇竖起“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的大旗,大旗上还书写着“好男儿上前线,誓死不当亡国奴”标语,率先拉起150余人的抗日武装,打响了乐陵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到10月,杜步舟先后任该团副团长、团长。12月初,中共冀鲁边工委召开救国军总部扩大会议,决定取消“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番号,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将团改为路。杜步舟任第三路指挥。1938年7月,“三十一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任游击支队三营营长。

   从首举义旗到抗战胜利,杜步舟率领的老部队(大家习惯称“老六团”或“老三营”),虽屡次改编、更名,但一直是冀鲁边的抗战主力,立下了赫赫战功。郑正(1925年生,原扬州市副市长,创办并主编《扬州日报》,著有《邗江县情录》《古邗大事记》《红军长征与毛泽东》《寒江诗词集》)《赠杜步舟》诗赞曰:“黄夹战旗映天红,能打能转老三营,至今历历传佳话,今日喜存老英雄。”河北沧县作家肖洪在《痛念郭澄清》一文中回忆:“1975年我在油田读到他寄赠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部写原冀鲁边区抗日战争的长篇作品。抗日战争期间,原来我所在的部队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就在此地作战,其中消灭长官镇日军化装扫荡队,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在薛家、盖家我十六团三营被日军包围的战斗,就是在宁津县打的。《大刀记》写的是地方游击队的故事,但地理环境、部队生活、军民关系、敌情状况等,我都记得,甚至有些人物我能指出其原型。如大刀队开始不是在宁津县拉起,是1937年8月在乐陵县许家村由当时党的地下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同志,请两位铁匠师傅打了大刀拉起来的。这个部队后来编入十六团三营,杜步舟是副团长,薛家、盖家之战就是他指挥突围的,其中团政治处主任辛易之重伤,三营长张振化牺牲。”

   1942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到达山东在滨海区指导工作期间,在一一五师师部,当时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的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十六团政委陈德、副团长杜步舟当面向刘少奇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形势,刘少奇就此报告作出了重要指示。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杜步舟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是冀鲁边区三名代表之一。会议结束时,杜步舟急性肠梗阻,在延安做完手术后回到济南。当时山东省筹备成立共产党政府,杜步舟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山东省民政厅、水产厅、林业厅任副厅长,山东省政协常委。1994年病故。

   杜步舟一生对许家村怀有特殊的感情,多次回村看望。他家的大门永远对许家村人敞开着,无论是许家村的老党员、老村民还是他们的后代,不论是到济南办事,还是找他帮忙,甚至找他诉苦,他都来者不拒。刘洪斌回忆说:“杜步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能清楚记得许家村谁家住在村子的哪个方位,他家的地在哪里。”有一次,刘洪斌在济南见到杜步舟,闲聊中说起自己正在修许家村的村志。杜步舟突然提高嗓门儿:“你修村志怎么不跟我说?许家村的村志我没点头算数吗?”刘洪斌当时对他这种“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儿”的态度十分吃惊,杜步舟对许家村的感情可见一斑。现在许家村四十岁往上的人,提起杜步舟都能说上几句。

  因为在许家村工作过的共产党干部,各种史料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在此不赘述。但是,还有一位与许家村有密切联系的冀鲁边领导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就是红军干部周凯东(在冀鲁边区工作期间化名黄耀轩)。提起黄耀轩,老人们都很熟,冀鲁边的军政界称其为“黄指挥”,许家村的老百姓习惯称其为“老黄”。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老家住过一个老红军,但是多年来一直打听,都无翔实记载。刘延明老人回忆说:“当时有个黄指挥,黄耀轩,二十来岁,是个老红军。我在济南‘支左’的时候见到杜步舟,问起黄指挥后来的情况,杜步舟说:不清楚,这个人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当年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搭档都不知道分手后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周凯东本来就是来帮助工作的,没有在冀鲁边区待太长时间,加之当时战事频仍,部队改编、人员调动频繁,对周凯东的记载出现了脱节。后来我在《中国老区建设》杂志2009年第11期《红军团长周凯东二三事》(作者:张儒雷、刘全生)一文中找到了一位同名的抗战烈士,从年龄、经历、职务等多方面比对,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周凯东(黄耀轩)。又顺着此线索找到了周凯东最后牺牲时的团政委、原武汉军区政委崔建功撰写的《一掬泪水奠忠魂》和《三门峡日报》刊登的《血洒林县城的八路军团长——周凯东》等纪念文章,以及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烈士记录。正巧他们记载的周凯东烈士没有1937年到1940年这一段,而冀鲁边记载的周凯东(黄耀轩)则只有1937年到1940年这一段,而没有之前和之后的记载。现将我所能搜集到的情况连缀起来,记述如下,希望大家能提供更确实的材料。

  周凯东(1915—1943),河南省陕县李村乡柳沟村(杜步舟说是陕西丐县,邯郸烈士公园介绍是陕西勉县)人。幼年曾在家乡乞讨糊口,1929年参加冯玉祥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周凯东所在部队被蒋介石编为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12月14日,该军在总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1932年,周凯东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连长。

   红军进入贵州,一条大河挡住去路。周凯东连奉命在大部队到来之前,抢渡过去,占领制高点。对岸敌人火力强,想在限定时间内渡河过去,非常困难。周凯东将一根拇指粗的麻绳抛过河去,套在半截树桩上,随即命令战士抓住绳子,快速过河。在集中火力掩护下,红军战士抓住绳索,一个接一个悬空滑过。敌人看到红军如同神兵天降,纷纷逃命,周凯东率领全连出色完成任务。

   1935年9月,升任红军团长的周凯东率部进入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地。茫茫草地,气候变幻莫测,行走十分艰难,十几天过去了,干粮袋空了,病号也多了。一天,周凯东空着肚子,冒着冰冷的小雨,在泥泞中行军。忽然,他听见身后“扑通”一声,是一个战士倒在了地上,面色苍白,呼吸微弱。周凯东立即喊道:“警卫员,快拿干粮袋来!”警卫员掂着干粮袋说:“团长,这是你好多天省下来的,就剩这一把炒面了!”“快倒出来,救人要紧。”警卫员无可奈何地把一把炒面倒在他手里,他用水和成小团,一点一点送进战士的嘴里。慢慢地,战士睁开了眼,周凯东“一把炒面救战友”的事迹在长征中传为佳话。到达陕北后,周凯东又屡建战功。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中共山东省委请求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彭真,抽调红军干部来山东帮助发动武装起义。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等8名红军干部被派到山东,与一批刚出狱的共产党员分赴鲁西北、冀鲁边、鲁中、鲁东地区,成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骨干。

  1937年5月左右,周凯东化名黄耀轩来到乐陵县,帮助当时的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组织武装起义。当时以杜步舟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大部分是农民和学生、教师出身,不懂军事,连枪都不会打。杜步舟《枣林长缨》一文中记载:“刚组织起来的队员多是农民、小学教员,就是我也一点军事知识都没有,周凯东便耐心的教我们练射击、刺杀、队列等军事科目。”在怎样拉队伍、组织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周凯东主张:应该以农民为主,尤其是依靠贫雇农,作为队伍的中坚骨干力量,也吸收小学教员、一部分民团局子里的党员和苦大仇深的人参加。杜步舟充分采纳了他的意见。

  1937年8月13日,杜步舟、周凯东组织150余人的抗日武装,在黄夹镇竖起“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的大旗,杜步舟任团长,周凯东任副团长。周凯东负责教授射击、刺杀、队列等军事科目,战斗计划和具体的战斗指挥。杜步舟回忆:队伍刚拉起来时,周凯东全面负责战斗指挥,后来自己才慢慢学习积累战斗经验,逐步成熟起来。周凯东在冀鲁边区工作期间,还担任过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第三路副指挥等职务,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很多冀鲁边的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周凯东的这段经历。后来,周凯东奉命回到八路军主力部队。

  1941年,周凯东任太行军区新一旅一团副团长,反“扫荡”中,他多次率领战士打击日寇。在一次伏击战中,他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日军50余名。

  1943年3月,周凯东升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第三团团长。5月6日,千余名日伪军向黎城进犯,周凯东让三团主力掩护群众转移,自己率两个连阻击敌人,滞敌6个小时,保护了几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3年8月中旬,为打击日伪军嚣张气焰,十八集团军总部集中15个团的兵力发起林(县)南战役,三团担任进攻县城、捣毁敌指挥中枢的任务。8月16日夜,周凯东率领所部由山西壶关向林县进发。17日黎明,到达林县城西桃园沟,隐蔽在密林之中。18日0时30分,发起攻击。突击连越过护城壕,登上城墙,歼灭南城门守敌,接着拿下东门,锁住敌人东逃之路。清晨,伪军约两个连的兵力沿南北大街向南门反扑,企图夺回南门,打通与南关日军的联系。周凯东命令重机枪排火力封锁街道;命七连占领房屋院落阻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上午10时,4架日机临空助战;南关日军拼命向三团炮击,西南城墙被轰塌几个缺口。日军一个中队突破七六九团封锁,扑向南门。城内伪军乘势集中火力猛攻,三团四面受敌。周凯东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请求围困南关日军的七六九团加强牵制,并派出分队增援南门。接着与二十团取得联系,请他们由城西北向城西南进攻,侧击伪军。命令三连除留一部坚守东门外,主力火速支援南门。部署完毕,他带领作战参谋和警卫员跨出指挥所,沿屋檐疾速前进,到连队查看战斗情况。刚到东西大街的十字路口,周凯东被敌人的冷枪击中,不幸牺牲。此时南门失守,三团指战员分两路冲向南门,激战半小时收复南门。中午12时,三团在二十团的配合下,攻占伪二十四集团军前线指挥部,完成任务。战后,周凯东的遗体被安葬在位于邯郸市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2009年,周凯东入选河南省6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二、许家村的抗战烈士和老党员


   抗战期间,许家村这个仅有70余户人家、300多口人的小村子,就有共产党员50多名,还有7名抗战烈士。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当时民政部门记载有误,现在将乐陵市民政局的记载和我采访后得到的情况,一并记录。

   刘文同,1900年生,1933年入党,1940庆云县城南战斗中牺牲,40岁。

   宋玉英,女,民政局记录是1911年生,应为1907年生。1938年7月入党,乐陵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39战斗中受伤,转移养伤期间牺牲,32岁。

   刘汉玉,1914年生。1937年8月入党,鲁北支队三营战士,1939年许家战斗中牺牲,25岁。

   宋云阁,1918年生。1938年入党,鲁北支队三营战士,1941年许家战斗中牺牲,23岁。

   张功臣,应为张公臣,1910年生。1937年8月入党,鲁北支队三营战士,乐陵县万家战斗中牺牲。

   刘延平(刘延泽老人说应该是刘延河),1920年生, 1937年8月入党,一一五师教导六旅三营九连排长。刘延泽听杜步舟说过,大概1939—1940年,乐陵县王寨子战斗中,刘延河用机枪至少打死了30个鬼子,鬼子最后绕到他的身后开枪,刘延河中弹牺牲。

   栾金红,应为栾曰红,1920年生,1937年8月入党,一一五师教导六旅三营排长。杜步舟《枣林长缨》一文有记载:“许家村有个唱戏的演黑头包公有点名,叫栾义发。一天,他领着他的儿子栾曰红来找我,要送子加入我的部队。栾曰红是我发展的党员,可他是独生子,他娘又去世了,我不肯答应。栾义发一定要我收下。……栾曰红说:‘老师,放心吧,红旗指到哪,我就打到哪!’几天后,栾义发又把大林、小林两个外甥孙子送到我的部队上来了。”

   这次采访、撰文,记录许家村抗战前至抗战时期共产党员的姓名是最重要的工作,对这项工作贡献最大的是刘延泽老先生,有近50个老党员的名字是刘延泽老先生提供和证实的,后经乐陵市委组织部、乐陵市民政局和许家村健在的老人刘玉和、刘芝莲、刘芝莪等人查证、补充,现在收录了许家村抗战前至抗战时期57名老党员的姓名,郑重记录在此,他们是:

   刘文同、张俊英、刘秉文、刘秉新、刘秉军、刘延龄、刘志安、刘延明、刘殿杰夫妇、刘汉玉、刘汉臣、宋玉英(女)、刘文和、刘鹏、刘延寿夫妇、刘延松、刘延年、许长贵夫妇、许长友、许清池、张公礼、张公清、张公臣、张公田夫妇、王洪升、刘洪元、刘洪生(抗战前入党,黄夹警察队,黄夹起义时出了七八条枪)、刘洪祥(荣军)、刘洪庆、朱广明、许金祥、甄清、许金明、许世奎、许世修、王义臣、王清云、张玉芬、王金奎、王金华、栾曰红、刘芝敬、叶秀英、宋云阁、刘玉和(女)、李吉德、李吉训、宋宝庆、刘浩然、刘汝湘、刘复兴(曾被大孙据点逮捕过,曾在八路军修械所工作)、朱新华(朱家村人,许家村教员,在许家村入党),许世杰(后叛变)。

   刘玉和,女,1921年正月十八日生。娘家是麻线刘村,1938年8月嫁到许世杰的侄子许胜梅家,9月由宋玉英介绍入党,一直在村里参加抗日宣传、组织妇女做军鞋、军服等工作。在1942年正月大扫荡中,丈夫许胜梅被鬼子用刺刀杀害,当时他们的独生子许立冬刚出生5个月零5天。1944年,在黄夹镇召开“庆祝乐陵全县抗战胜利大会”,刘玉和以主席团成员身份坐在主席台上。我们到许家村采访时,刘玉和老人94周岁,是本村最长寿者,身体状况良好,头脑清楚,听力很好,口齿清晰,只是因为白内障双目接近失明。现已五世同堂,居住在2005年新农村改造后建的许家新村养老院,由儿子许立冬照看。乐陵市委组织部每年发“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2014年为5385元。(刘照片2)

   王清云、张玉芬是一对夫妻,是著名企业家梁希森的岳父母。王清云,八路军德平被服厂工作。张玉芬,1929年12月生,1945年3月加入共产党,2015年3月20日去世(距我们去许家村采访只有23天),享年87岁。

   甄清是老党员许金祥的女儿,1939年入党,1947年任宁津县妇救会主任,南下干部,曾任浙江省建德地区法院院长,丈夫高希圣也是冀鲁边的老党员,曾任建德地委书记。

   刘芝敬、叶秀英也是一对夫妻,夫妇一起南下到浙江某县,刘芝敬任县粮食局局长,叶秀英任某区妇救会主任。叶秀英是河北省盐山县谢家楼村人,南下不久叶秀英要求回乡,两口子一起回到了许家村,回来后,脱离了革命工作。

   还有一位老党员朱秀清(女),刘玉和老人回忆是1944年加入共产党,但乐陵市委组织部档案记载是1946年8月入党,因此没有记录在以上老党员名录中。朱秀清老人1921年1月生,2011年5月去世,享年91岁。

   

   三、细数许家村的革命家庭

   

   看了许家村抗战老党员的名单,其中有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叔侄、叔嫂,还有表兄弟,不难发现这些老党员组成了一个个革命家庭。现选取几户较为典型的家庭尽量详尽的记述。

   刘万春一家

   刘万春(1882—1950),是我的曾祖父。村里的老人提起我们家来,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革命家庭”,这是印在这些几乎不识字的老人脑中的一个很“时兴”的词。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一定要从曾祖父刘万春说起。为了文章记述更流畅,本文中提到的所有前辈,我只能直称名讳。

   刘万春受传统忠义思想影响,义气为先,私利在后,为人宽厚公正,不计较个人恩怨,朋友众多,社会交往极广。据说把兄弟和干儿子有几十个,在十里八乡享有极高的声望,在乐陵县城的官府里也很有面子。不管本村外村,各家之间或家庭内部发生矛盾,不好调解,乡亲们都愿意找他评理,而刘万春总是能把事情解决得妥妥帖帖,让各方都心服口服。

   刘延泽老先生回忆:“万春哥从不说人坏话。”那时候有人说亲,都会到村里来打听对方的家庭情况,因为刘万春有名望,找他打听是常有的事。即便是有时候被问到的这家正巧跟刘万春关系不是很好,甚至有较深的过节,他都不说一句对这家人不利的话,乡亲们都很敬佩他。

   刘延泽老先生经常跟家人提起一件事:1943年大旱,一天中午,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父亲刘秉文叫当时仅十多岁的刘延泽到刘万春家借粮。刘延泽见到刘万春说:万春哥,家里揭不开锅了。刘万春一听,二话没说就领着刘延泽到院儿里的东厢房,提起自己家仅剩的半口袋棒子,大概也就十几斤,倒给了刘延泽一半儿,说:“就这些了,咱两家分吧。”这件事儿刘延泽一家几辈人念叨了几十年。我去采访时,延泽老爷爷说:“当时,第一咱两家不是住得最近的;第二咱两家血缘关系也不是最近的;第三万春哥也不是存粮食最多的。怎么就单上你家去借粮食呢?因为,第一咱两家走得最近,都是最坚定的革命家庭;第二万春哥最义气,有一碗吃的,一定会分给别人半碗。这些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刘万春还有一手针灸治婴儿抽风的绝技。正常情况下,婴儿脐带在出生后半个月左右脱落,在脐带脱落前,易受感染,加上新生儿免疫功能低下,很快会发展为败血症。更为严重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败血症患儿会合并化脓性脑膜炎,诱发癫痫(也就是俗称“抽风”),病势凶险,就是到了医学发达的现在,死亡率也依然很高。据我姑姑刘芝兰和村里的老人刘文成等人回忆,刘万春用银针扎小儿舌下的穴位即能治愈,而且每次都是分文不取,患儿一家对他自然是万分感激,大家也觉得他这一手很神奇,至今都有很多人提起,所以在当时这也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

   刘万春还与冀鲁边早期的共产党员有很深的交往。主要有杜步舟、周凯东、于文彬、马振华、赵明新(中国一汽第一任党委书记)、邸玉栋、王其元、张墨仙和王欣等。

   杜步舟1933年左右来到许家村小学当教员,因为杜步舟为人正义,好打抱不平,与刘万春十分投脾气,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步舟加入共产党以后,刘万春家是他最可靠的秘密活动场所,只要是共产党来的重要人物,首先想到的就是交给刘万春来掩护。时任冀鲁边工委书记的于文彬,刚来冀鲁边时,就是以跟刘万春学徒作为掩护,在这一带活动。

   1937年5月左右,来自红五军团的军事骨干周凯东受山东省委派遣,化名黄耀轩,来冀鲁边帮助支持杜步舟发展抗日武装的工作。周凯东一到乐陵县,杜步舟就把他带到许家村,先隐藏在刘文同家,后来为了更便于召开秘密会议,周凯东又搬到刘万春家的东耳屋隐蔽起来。所谓东耳屋,就是当时山东民居中常见的,三间北房中,东屋的东边还有一间无门无窗的暗屋。据许家村的老人们人回忆,刘万春家的东耳屋西墙上有个洞与正房的东屋相通,南墙上另一个洞与院子里的两间小东屋相通。当时一到晚上,共产党就活跃起来。刘芝兰回忆说:我当时才三四岁,一到天黑,经常听到有人从我家房上跳下来。这就是参加杜步舟、周凯东会议的人来了。会议一般在院子里的两间东屋召开,如果情况不对,周凯东立即藏进东耳屋。据刘文成老人回忆:周凯东后来拜刘万春为干爹,还说刘万春给周凯东说了一个孟灶户村(许家村东南五里地)的媳妇,就在小东屋办的喜事。刘万春还在杜步舟的老三营招募处工作过一段时间。

   刘万春与乐陵县城日本鬼子的翻译也有交情,通过这个关系,营救了很多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

   我姑姑刘芝兰回忆:1949年冬天,已在济南工作的杜步舟捎信儿让刘万春春节后去他家住一阵儿。老爷子很兴奋,专门做了一件新棉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年还不到70岁,一向无病的老人,在腊月底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大家都感觉很突然、很惋惜。

   我奶奶宋玉英(1907—1939),娘家在许家村西南六里地的宋集村,与宋哲元同宗,家境还不错。家中四女一男,她是二姐,性格开朗,明事理,识大体,而且长得十分出众。娘家爹与刘万春关系甚好,是老哥儿俩为孩子们定的亲,结成了儿女亲家。我爷爷刘文修(1906—1977),是一个地道的老实农民,我奶奶并不情愿。嫁过来后,刘万春对她另眼相待,甚至到了十分偏心的程度。有一次,一家人刚要开饭,刘万春无意中看见宋玉英自己躲在屋里擦眼泪,他不由分说转头来到院子里,一脚踢翻了装干粮的笸箩,大声责问:是谁惹的!全家人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我奶奶闻声赶过来,坚持说是自己烧火迷了眼,才让老爷子平静下来。

   抗战以前,宋玉英就随杜步舟、刘文同参加了革命工作,1938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9年任乐陵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没有参加部队,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一直秘密工作。她是“解放脚”,行动不便,经常骑着毛驴、夹着小包袱,以走亲访友的名义联系工作。因工作忙,很少回家,我姑姑刘芝兰当时只有三四岁,每次看到自己母亲走,都一边哭一边喊,跟着毛驴追出去很远。至今,已经八十多岁的姑姑回忆起这些还是止不住泪流满面。当时,妇女干部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给妇女“放小脚”。我奶奶自己原来就是小脚,成年后放开也不行,所以深知小脚的痛苦。记得我的舅奶奶跟我说过:你奶奶领着我们挨家挨户地给大姑娘、小媳妇放小脚,农村老太太们坚决反对,“跳着脚地骂街”。后来鬼子来了,大姑娘、小媳妇们跑得比小伙子都快,农村妇女们才知道“放小脚”的好处,工作也好做了。

   1939年初冬,宋玉英带领黄夹镇东边东大梁家村的妇女挖交通沟(刘延泽老人称“鸿沟”),被黄夹镇据点的日本鬼子发现。鬼子的马队追击时,宋玉英跑得太急,又是小脚,被东西一绊,狠狠地摔了一跤,之后每天大量咳血,许家村的人至今回忆起来,都说是“跑炸了肺”。可能是跑得气急时摔跤伤了肺,致使肺穿孔、肺炎。紧急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后伤情恶化,当年冬天被送回许家村家中,没几天就去世了,年仅32岁。1953年追认为革命烈士,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县(市)的《烈士英名录》都有记载。烈士证一直珍藏在许家村老家,后遗失了,1985年又由乐陵县民政局补发,2015年4月我回老家采访,我叔叔刘芝任的次子刘磊郑重交给我珍藏。(刘照片3)

   在宋玉英的影响下,她的弟弟、妹妹也都较早参加了革命。我的舅爷爷宋书阁,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任过区长、乐陵县工商科长,后在唐山市工商局、德州火车站工作。我前文提到的舅奶奶也是老党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一直居住在宋集老家,生前一直领政府发给的“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

   特别是我的四姨奶奶冯毅(1922—1998,原名宋淑英),受二姐影响,1938年7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乐陵六区妇救会组织科长,乐陵二区、五区妇救会主任,乐陵县妇联主任、沧南地委妇联副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德州地区妇联主任,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山东省手工业管理局一处科长,省轻工业厅副处长,德州地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德州国棉厂副厂长,德州地区劳动局党组书记、局长。1983年离职休养,享受厅级待遇。冯毅十分崇拜自己的二姐,经常跟我们说:你奶奶她长得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能干。还经常感叹:你奶奶要活着多好啊!老人把对二姐的感情都倾注在了刘鹏(刘芝梅)、刘芝任、刘芝兰三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儿身上,这种感情,我们从小就有很深的感受。

   我的三姨奶奶宋文英嫁到天津,多次跟我姑姑刘芝兰说起:“我每次从天津回娘家,老是看见他们仨(宋玉英、宋书阁、冯毅)凑在一起嘁嘁喳喳说悄悄话,一看见我过来就不说了。其实就是他们有纪律,你姨夫又是做生意的,他们更信不过,所以不能跟我说,如果跟我说了,我也就跟他们一起干了。”

  1936年秋和1937年,宋哲元在乐陵招募两批学兵,共计500人左右。此次招募不是普通的招兵,而是宋哲元招募子弟兵,以宋氏同族子弟为主,兼及乡亲故旧。我父亲刘鹏虚岁十三,因我奶奶娘家是宋集的,与宋哲元同族,又长得高大魁梧,冒称十六岁,与大自己两岁的叔父刘文和一同应召入伍。1937年6月到北京,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7月被送回家。

   刘文和(1923—1999),刘万春次子,我的二爷爷。1937年参加杜步舟领导的黄夹起义,编入三十一支队三路少先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永兴支队任宣传员、青年干事等。1940年编入鲁北支队,1941年调机要股学译电,后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1942年在德平战斗中头部负伤回家养伤,半年后回教导六旅旅部电台做译电工作。1943年6月,发生“邢仁甫事件”后,和刘鹏等电台人员一起被邢仁甫扣留,后归队担任排长,在打小站战斗中再次负伤,伤好后以三等伤残军人复员。

  我父亲刘鹏,(刘照片4)本名刘芝梅(1940年后改名),1925年6月生,刘万春长孙,本村“芝”字辈中排行老大。1937年8月13日,随杜步舟参加黄夹武装起义,11月在八路军平津支队少先队工作,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随八路军到鲁南,1940年12月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报务训练班学习8个月,后留在师部电台任见习报务员。1941年11月开始,日军动用了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坐地清剿”的战术,企图一举摧毁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领导机关以及主力部队。12月,一一五师师部被包围,刘鹏与电讯队长一起在突围时,因他俩负责保护驮收报机的骡子滑到山沟里,他们将骡子拉上来后,掉队被俘。被送到济南“救国训练所”(其实是日军的劳工集中营,18—50岁的都送往东北做劳工),父亲不到17岁,于4个多月后被遣散。1942年5月回到老家后,立即找到住在许家村的共产党乐陵县政府负责人,要求回部队工作。7月,经乐陵县政府介绍到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旅部电台工作,任见习报务员。1943年6月底,发生“邢仁甫事件”,我父亲等多名电台人员被邢仁甫扣留。后归队,分配到渤海军区报社电台工作。1950年任第四野战军中南通信学校(校址湖北武汉)通信处机务科副科长(正营职)。1955年11月转业到湖北省红安县,先后任红安县政府交通科科长、工业局局长、铁厂厂长、萤石矿矿长。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都因“邢仁甫事件”受到冲击,1977年申请回山东,在德州市(县级)市政管理处工作,1985年离休,1990年病逝。

   刘文同一家

   刘文同(1900—1940),1933年入党,是杜步舟在当地发展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第一任许家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任中共黄夹区委书记。在杜步舟的直接领导下,秘密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组织黄夹镇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刘文同家开了一个杂货铺,周凯东曾经隐蔽在这里。据刘文同之子刘芝莲(80岁)回忆:因周凯东口音不同,对外称他是逃荒的哑巴,是来刘文同家的小杂货铺帮工的。出去工作时,以卖货为掩护,刘文同推着卖杂货的鬼头车(独轮车),周凯东在前面拉着。后周凯东转移到刘万春家的东耳屋隐蔽。刘芝莲和本村健在的老人刘芝莪(85岁)回忆,刘文同家当时有两个院子,一个院子闲置,当年杜步舟打大刀、土枪的铁匠炉就支在这个闲置的院子里。杜步舟在《枣林长缨》中记载:“红炉一开火,大家都去看……尤其是夜里,风箱一拉,红炉的火苗一蹦老高,映红了半边天;铁锤一打,火花四溅,叮叮当当的声音,震动了冀鲁边大地……。”刘芝莲回忆:为帮助杜步舟筹集武装起义的经费,刘文同卖了3亩地,又向小海李村的地主借了200大洋的高利贷。1940年,刘文同在庆云县城南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40岁,是乐陵县著名烈士之一。

   刘文同的妻子张俊英(1914—1971),也是抗战前的共产党员,曾任黄夹区抗日妇女救国会主任,经常随宋玉英(时任乐陵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出去召开秘密会议、开展工作。刘芝莲还记得母亲经常和宋玉英去吴安村开会。

   刘文同夫妇有两个儿子,1938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张俊英抱着不到一岁的幼子,摔倒在一条大沟里,幼子不幸夭折。长子刘芝莲,在杜步舟的关照下,在家一直上完高中,1952年从乐陵县速成师范毕业后,又到邮电部南京培训班学习一年,后到南京通信局工作,今年80岁,身体健康,非常关心家乡的变化,时常回老家看看,这次采访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史料。

   刘浩然、刘汝湘父子原是香椿刘村人,刘浩然是刘文同的舅舅,长期住在许家村,受刘文同影响,父子俩在许家村入党,在刘文同任中共黄夹区委书记时,刘浩然任组织委员。

   刘秉文一家

   刘秉文(1904—1944),杜步舟来许家村之前,刘秉文就是许家村小学的教员,还兼乡村医生。继刘文同之后加入共产党,是许家村最早的老党员之一。刘秉文家是最可靠的“堡垒户”,共产党、八路军来许家村的领导、伤员经常被杜步舟安排住在家中。刘延泽老人回忆:我母亲最大的事儿就是“伺候”住在家里的共产党干部,而且是从抗战前就开始了。管吃、管住,管一切生活琐事,还不收任何费用。刘延泽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经常念叨:“我得找杜步舟算账去。”在刘秉文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冀鲁边工委书记于文彬,还有养伤的老牛、小牛。养病的王同志,已经不记得名字了,只记得是个知识分子,特别爱干净,1940年左右,王同志在转移途中牺牲了。刘延泽还记得当时王同志常说:“我是南方人,等革命胜利了,你跟我回家吃大米饭去。”

   刘延泽1932年生,1941年加入儿童团,青救会、儿童团集中几个村开会宣传救亡。至今还记得当时参加宣传时的口号:“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后在商业系统参加工作,从乐陵到聊城,又到德州,一直与刘芝兰、刘志安、刘延明、刘洪斌等人保持着特别的感情和友谊。老人一直关心家乡,牢记许家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人一事、点点滴滴,每每提起,如数家珍,刘洪斌说:“延泽哥是许家村的活字典。”我第一次登门采访时,80多岁的老人竟然一口气说出44名抗战老党员的名字,后经证实,几无失误。再次到他家采访,又补充、证实了10名老党员的姓名、人物关系和生平资料。而且已经80多岁的老人在回忆往事时,语言简练准确,语气笃实坚定,十分自信,因为这些人和事70多年来一直牢牢记在他的心中。(刘照片5)

   刘治安兄弟

   刘治安兄弟四人,除老四之外三个在抗战时参加革命。

   老大刘延龄,原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军人,杜步舟动员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曾任“老三营”的连长。后在许家村当“保长”,表面应付日本人,实际是共产党人。

   老二刘治安(1914—1982),原名刘延臣,后来抗战期间冀鲁边出了著名的三个大汉奸“伪顽三刘”:刘景良、刘彦臣和刘芳庭。因与大汉奸同名,杜步舟为其改名为刘志安。1936年入党,1937年随杜步舟入伍,与其兄同时担任“老三营”的连长,都是杜步舟部骨干力量。1941年调冀鲁边军区二分区,1942年任齐临(齐河、临邑两县)独立营营长,后担任第二专署警备大队大队长、八路军渤海军区二分区独立团团长。是陈德(开国少将,1975—1980年任山东省军区政委)将军的老部下。全程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这八年抗战中,表现了很高的军事指挥素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刘延泽回忆:抗战结束,刘志安带两名警卫员,三个人、三匹马、全副武装回到许家村,后来警卫员归队了,刘志安再没有回部队。1947年,“华东荣军总校”迁入乐陵县,从胶东来了一个连的130多名荣军住进许家村,刘志安家的大宅院里住满了荣军。因他是老八路团长,这些荣军都很尊敬他,一次开会还请他上台讲话。那次他郑重地穿上军装,向毛泽东、朱德像敬礼,然后讲话,一讲两个小时,有条有理,慷慨激昂。村里人诙谐地说“刘志安不像不识字的”。

   老三刘延明,1924年出生。刘延明老人回忆:那个年代,日子过得艰难,许家村就更穷,都想摆脱这个穷日子。宋哲元招学兵时,刘万春主张许家村他们这一拨男孩儿去参军,刘文和、刘鹏都走了,自己家的老人不同意,没走成。后来,刘鹏来探过家,说军队里吃大米、白面,还能吃上猪肉,十分羡慕。老人至今记得我父亲刘鹏回家时教给他的二十九军的一些军歌:“在家受管辖,土匪来欺压。一心当兵离了家,……骑着马,回老家,你说风华不风华!”还有《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七·七事变”后,杜步舟在许家村拉队伍,刘延明兄弟三人一起加入革命队伍,刘延明1938年由指导员李克介绍入党。(照片6)

   采访时,老人回忆起一次难忘的战斗:1939年1月,为围歼刚刚进入冀鲁边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部队,日军调集2万余人,向盐山、庆云、乐陵等地分进合击。为避敌锋芒,八路军各部化整为零,向鲁南转移,刘延明当时在队伍中。5月11日,日军5000人及一部伪军突然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等部及中共鲁西区委、泰西特委等党政机关3000余人包围在肥城县陆房一带纵横不足10公里的地区内。当时司令部已经烧毁了所有文件,做了最坏的打算。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命令著名的 “张疯子”、张仁初团长负责突围。他带领“十八勇士”所在的第一营作为尖刀向外冲,在当地老百姓的引导下,在天亮之前带部队突出包围圈,直奔沂蒙山。刘延明老人说:“天亮之后,鬼子发起总攻,炮击村庄,房屋、树木全部被炸光,村子里连一只狗都没活下来。如果突围没成功,就没有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陆房突围,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200余人,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入鲁后与日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作战,也是我军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

   刘延明全程参加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参加过著名的“济南战役”。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还有“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荣誉勋章。(刘照片7)刘延明老人总结自己的军旅生涯是“三个八”:抗日战争是三十八军(原一一五师),解放战争是二十八军(原十纵),解放以后是六十八军。曾任六十八军二0四师政治部主任(副师级),1977年离休,现住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四十集团军干休所(老德州人都称六十八军干休所)。许家村当年随杜步舟参加革命的有30多人,一直在部队上干到离休的只有刘延明一人,如今还在世的也只有他一人。与刘延明同时进六十八军干休所的42名离休干部中,现仅有8人健在。92岁的老人除听力稍差外,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仍能下楼活动,他自己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刘殿杰一家

  刘殿杰夫妇都是老党员,长子刘汉玉是著名烈士,次子刘汉臣也是老党员。刘汉玉、刘汉臣兄弟就是杜步舟《枣林长缨》一文中提到的栾义发送来的大林、小林。

  刘殿杰(?—1971年),抗战期间曾担任许家村村长,其妻王氏也是老党员。

  刘汉玉,1914年生。1937年8月入党,鲁北支队三营战士,1939年在许家村战斗中牺牲。乐陵县著名抗战烈士。

  刘汉臣,1922年生,1937年随杜步舟参加黄夹起义部队,曾任周凯东警卫员。后历任乐陵县大队排长、一地委警卫连长。1946年曾带领三个连的民兵在黄骅县全歼国民党收编的汉奸队60人。1947年,带领武装担架队3个团4500人支前,参加了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和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后编入七纵二十师,任师部作战科作战股股长(正营级),参加了围歼黄维兵团的双堆集战斗。1949年初,在受伤住院期间,母亲病重,回家探望。母亲病愈后,不顾家人阻拦追赶老部队,但当时南下部队进军太快,直到长江边也没追上,20多天后无奈回到家中,从此脱离部队,1992年病逝于德州。长子刘洪斌,1950年生,1976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是许家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曾任德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常年习练太极拳,著有《习拳心语》《修正太极之道》。

  因参访资料和文章篇幅所限,先简要记录以上几个革命家庭的情况。

 
 四、许家村内外交困的恶劣环境

 
   许家村虽然地处冀鲁边区日伪军相对薄弱的地带,但是斗争环境是十分恶劣的。

   最大的危险当然是来自日伪军。刘延泽老人回忆:1939年以后,日本人在乐陵县城及重点乡镇都安了据点。当时驻乐陵县的鬼子兵一共一百三四十人,除县城外,只有黄夹镇、三堂镇、杨安镇这三个据点有鬼子兵,其他据点只有皇协军,黄夹镇据点住着鬼子两个小队和几十名皇协军。黄夹镇据点就在许家村东南方向7华里,鸡犬之声相闻,严重威胁着驻扎在许家村的共产党组织的安全。但日伪军有一个特点:天一黑,也将所有人撤回据点,不会再出来;白天也只有冬春季才出来,青纱帐长起来后轻易不出来。对共产党组织威胁最大的还是内部的叛徒。

   大概在1940—1941年间,许家村的人发现了原黄夹区委组织委员许世杰的异常举动:清早起来,当村里的人出村拾粪的时候,许世杰却是从黄夹镇方向往回走,而且不止一次。于是报告了区委书记王欣。王欣经过核实,确认许世杰叛变,已经投靠黄夹镇据点的日本人,泄露了所知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抗日武装情况。许世杰没有儿女,家中只有夫妻二人。王欣在许家村工作,就住在许世杰家,关系处得很好,跟一家人一样。但许世杰出卖组织,严重威胁许家村几十名党员以及共产党冀鲁边组织的安全,王欣采取果断行动,派人将许世杰抓捕,在许家村北大海李村附近的一个大湾边将其枪毙。刘延泽当天听到了许世杰家侄子们的哭声。

   刘延泽家在村南头,有一天一大早,年幼的刘延泽发现东南方向来了大批日伪军。这是许世杰死后,鬼子按照许世杰提供的名单到村里来抓人。汉奸头子梁宏德拿着名单挨户砸门,很快抓住了党员许长贵,让他带路去找其他人。其实,村里的党员此时都藏在刘洪元家的车屋筒子里,就离刘延泽家不远。许长贵带着鬼子、汉奸在村子里来回转了好几圈,从藏人的车屋筒子前面也过了几趟,一个也没抓着。鬼子恼羞成怒,放大狼狗抓烂了许长贵的脸。

   鬼子宪兵队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共”,专门破坏共产党基层组织,得到许世杰的名单后抓不到人岂肯罢休。但是,他们两次进村抓人几乎一无所获。于是又按照名单,点名要刘洪元(村支书)、刘殿杰(村长)、刘秉军(支部成员)和朱广明(支部成员)到黄夹据点,扬言如果见不到这4个人,将血洗许家村。这给整个村子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也严重干扰了上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后来,村支部负责人找黄夹区委书记王欣商量对策,大家认为,鬼子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情报,再拖下去不是办法,会给全村带来灭顶之灾。王欣最后决定:被点名的4个人去黄夹据点,承认共产党身份,交代上级领导是王欣(这都是鬼子已经掌握的情报)。王欣还安排,由当保长的老党员刘延龄出面,带着刘殿杰、刘秉军、刘洪元、朱广明去到黄夹据点,他们按事先商定,承认共产党员身份,说上级只认识区委书记王欣,并表示以后不再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据刘秉文对其家人说:当时鬼子让他签名,他说不识字,于是按了一个手印。4人被放回,鬼子也暂时停止了对许家村的骚扰。后来党组织活动没再通知他们4人,他们就此脱离了党的关系,但组织上一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到了“文革”,他们被说成是“变节自首”,这在当时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困扰可想而知。刘延龄也被批斗,他专门到德州来想通过刘延泽,找李寿家村的老干部李光华来解决此事。李光华时任德州市(县级)法院院长,对刘延泽说:当时这个事情我知道,但当时我是管柴粮的,不管组织工作,所以具体细节不清楚,你们还得去找王欣。刘延龄也无奈回了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任山东省物资厅长的王欣来乐陵检查工作,专程回到许家村,看望健在的老党员、老同志。说起这4位老党员,王欣表示那是当时的斗争形势造成的,要实事求是地、历史性地看待。

   许家村本村当时有两个汉奸,一个是刘延绪家的老二,一个是王金兴。

   刘延泽老人回忆:许家村当时几乎家家都支持共产党抗日,搞秘密活动、开会什么的就防备着一户人家,就是刘延绪家。刘延绪是国民党员,当时全村最富,有60亩地,雇一个长工。三个儿子,两个念书的,一个傻子。老黄(周凯东)身份没公开的时候,刘延绪见着老黄就“骂街”。后来,老黄几次抓捕刘延绪都没成。有一次,老黄把刘延绪堵在了家里,他从后院翻墙逃走,还摔了一跤。后来,大概1940年左右的一天,刘延绪中午上地里修整棉花,区里派了两个便衣拿着枪把他带走了,顺着“鸿沟”向北,快到大海李村时把他枪毙了。刘延绪死后,他的二儿子立即就投靠日本鬼子当了汉奸。

   许家村另一个汉奸王金兴,是老党员王金华的弟弟。在杨盘镇北边张生家据点当伪军混饭吃,没做什么坏事,不属于罪大恶极的汉奸。

   离许家村不远的大孙据点,建于1940年12月,住着“皇协护民军独立第二团”,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队,团长就是大汉奸王保俊,河北交河县人,据说其老辈人在这一带做生意时受过欺侮,性格表现得极其变态残暴,对附近的抗日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对普通百姓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1940—1943年3年多期间杀害1004人,据点外的“千人坑”就是血证。(刘照片9)大孙据点还有一个大汉奸,就是特务队长高金殿。当时老百姓流传:“不怕鬼(子)不怕汉(奸),就怕袁友(另一个大汉奸)高金殿”。高金殿做了很多恶事,杀过很多人。日本投降后却在外地混入了革命队伍,担任了解放军营级干部,自认为以现在的身份没人敢动他,1946年回到了老家前高家村探家。老百姓知道后报告了黄夹区政府,区里派部队把他家独门独院的宅子围起来了。他家院墙很高,又有枪,高金殿负隅顽抗,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暂时关押在区大院的地窖里。1947年春天,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三个汉奸,前两个是王洪臣和一个女汉奸,拉出去枪毙了。有弟兄俩扛着铡刀等在公审大会去刑场的半道儿,看见高金殿被押过来了,抡起铡刀片子,把高金殿的一条胳膊卸了下来。另一个是灶户李村叫李朝举的是带着刺刀去的,一看这情形,拔出刺刀冲过去,一刀插进高的肚子。两次袭击,高倒地不起。人群大乱,去刑场的路走不通了。那兄弟两个仍不解恨,轮换着用铡刀剁,生生地将高金殿剁碎了。当时人山人海,刘延泽个子小,就蹲下,从大人腿缝里往里瞅,看到了这个过程。高家收尸的时候,是用铁锨铲起来的。后来,高金殿所属部队来人,本意是将其保回去,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对冀鲁边区破坏最大的还是“邢仁甫事件”。因此事记载较多,我只简述一二。邢仁甫,1910年7月出生在盐山县旧县镇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曾当过土匪,是个青红帮头子。邢仁甫自幼对家庭不满,立志要走自己的路,中学毕业后便到北平当了兵,曾任连参谋,以后又做了副官。在当地共产党的感召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冀鲁边区初创时,他是为数极少的懂军事的人才,1938年7月冀鲁边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他任旅长。同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由于敌人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不断进行“清剿”,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峻。到1942年下半年,区内敌伪据点林立,90%的老百姓被迫向敌伪缴纳租税,多数的两面派政权是应付八路军而服从敌人的。八路军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处境非常困难。1943年3月,在实行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拟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但邢借故拖延没有动身。

   1943年6月30日,黄骅在新海县(今黄骅县)大赵村主持召开侦察会议。晚7时许,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着11个心腹以向黄骅请示工作为名,闯进会场,开枪杀害了黄骅、陆成道(军区参谋处长)等7人,打伤十几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后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带着原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军区后勤部长潘特、卫生部长刘永生、行政委员会秘书长邢朝兴、海上特务团团长陈子芳(陈二虎)、副团长杨铁珊、军区某股股长解玉山等一起叛变,公开投降日本侵略军。在日本投降后邢仁甫又投靠国民党,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月,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被抓获,1950年9月在盐山县被人民政府处决。

   “邢仁甫叛变事件”对冀鲁边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并造成了冀鲁边区内部的混乱,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造成了思想混乱,革命同志之间产生不信任,给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当年的无棣县委书记张晨光(化名刘子青)在《我在无棣工作的三年间》(无棣县委党史委,1991年编《难忘的岁月》)一文中记述:“因当时弄不清事实真相,人心顿时混乱,内部互相猜疑。有的隐蔽了起来,有的脱离了革命阵营,有的跑到敌人一边。有时在开会时,因弄不清敌我,大家手里都提着手枪,以准备应付突变。”“邢仁甫叛变事件”给冀鲁边大批革命者造成了终身的影响和伤害,像我父亲他们这样的直接受害者自不必说,就是像杜步舟、牟宜之这样的冀鲁边杰出的领导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应有的重用。

   许家村的村民、老党员和战斗在许家村的冀鲁边老八路,在日、伪、顽高压打击和内部叛徒致命伤害这样的恶劣形势下,斗志高昂,无怨无悔,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直到1944年我军发展壮大,7月,连续攻克西段、李明杨、苏家、万家、张牌家伪据点和杨盘伪警察所。8月1日攻克杨盘伪据点,8月下旬,一分区某部攻克黄夹伪据点,其他据点之敌纷纷逃亡县城。9月18日,县城日伪军溃逃,乐陵县全境解放。许家村人和全县人民经过七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比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提前一年迎来了抗战胜利。但是,参加八路军的战士们仍在为争取全国的解放而战斗。

   后 记

  这次采访、查阅收集资料和撰文的过程,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特别有幸采访到了两位依然健在的老党员刘玉和(女,94岁)和刘延明(91岁)。首先为我提供资料的是母亲吴毓湘(81岁)和姑姑刘芝兰(80岁);还通过电话采访到了刘文同之子刘芝莲(80岁)。刘秉文之子刘延泽(83岁)、刘汉臣之子刘洪斌(65岁)为我们提供了最主要的史实资料;许家村健在的老人如刘文成(90岁)、刘芝莪(85岁)和刘芝华(82岁)兄弟提供了很多亲历、亲闻的史料。但是,94岁的抗战老党员张玉芬在我回许家村采访之前23天去世,为我们这次采访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刘照片8)

  市政协文史委卜庆友主任和杨志刚同志为采访和撰文提供了全面保障。乐陵市政协、乐陵市委组织部、乐陵市民政局、冀鲁边纪念馆负责同志为本次采访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刘延明之子刘大庆、张婧夫妇和刘延泽之子、书法家刘文海教授分别负责为我们联系两位老人,为采访顺利进行做了很多工作。特此一并感谢!

  祝各位老人健康长寿!

  抗战英烈永垂不朽!

  2015年7月于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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